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

一样是威武雄壮的阅兵，一样是欢呼万岁的群众，一样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团团员，一样是声震大地的礼炮，一样是五彩缤纷的焰火……，一切都那么相似。但是，五十年前我是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而五十年后我已只能从电视机的屏幕上感受盛况。作为一个年近大耄的老人，而且身有废疾，虽说还能站能走，但要走那么长的路、站那么长的时间去观礼，已经是无能为力了。不过，感觉最明显的，其实还是自己的心情和脑子里的思想与五十年前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

1949年9月30日下午，26岁的我临时受命去迎接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据说这是斯大林亲自派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的，是当时唯一的外国贺客。我在天津迎到了贵宾，10月1日上午乘专车到达北京，在前门车站迎接的居然有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到贵宾下榻的北京饭店参加欢迎宴会后，我本应回机关去，不料当时街道已戒严，我只得随代表团到天安门观礼。代表团团长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余成员就由我们陪着在临时搭的西观礼台就坐。从下午3点一直呆到晚上10点，虽然几乎长达一整天，却并无倦意，整整7个小时都是在极端兴奋中度过的。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阅兵式，也未见过这样的礼花、这样几十万热情的人群。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了”的声音，甚至他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名单中若干委员名字时的声音。
那时，我不断回忆自小从启蒙到觉悟、继而参加革命、以后从延安一路走到北京的经历；想到不久前政协会议通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铭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不禁热泪盈眶；再想到毛主席11天前在政协开幕辞里讲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语，更是惊叹他的话总是那么简洁、有力、响亮。百感交集之际，竭力想把种种感受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但想来想去竟是“万感填胸艰一字”，只能在脑子里不断重复着:“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到了晚9点多钟，当从匈牙利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回来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在天安门广场上带领着北京各大学的学生涌向金水桥、向城楼上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我心中的上述感受达到了顶点。以前我曾长期不能理解“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口号，但在此刻似乎已理解了、接受了，而且自己也想跟着喊了。

不过，还是有人把我自觉绝然无法用文字表达的那种感情表达出来了，他就是胡风。“十一”后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连载了他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虽然现在我已完全记不得那诗的内容，但仍能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毛笔手书的这五个字的模样。“时间开始了！”我怎么就想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呢？“时间开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风那时的思想和心理。而且决不止胡风和我两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自由、平等、博爱的路，新民主主义的路；不仅如此，后面还有更神圣的事业，我们将建设社会主义，还要建设毛主席所说的“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世界上只有苏联走了这条道路，有苏联作样板，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一定可以不久就赶上苏联、与它并驾齐驱，然后再把全世界──什么美国、欧洲、印度、非洲……都带上由社会主义而达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去。我历来是不怎么赞赏胡风的才气的，但“时间开始了”这一句真是神来之笔，怎么偏偏是他，能想得出这样的绝妙好词来！

我绝对想象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风自己也绝对想像不到的是，六年后他竟被毛主席御笔钦点为“国民党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从此锒铛入狱，沉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纪，直到胡风去世三年后的1988年，这个案子才最后昭雪平反。我当时绝对想象不到的还有，建国八年后，从来没有成份问题、也与历史问题无缘、且一贯被评为“模范”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照毛主席的说法，“右派分子实际上就是反革命分子”，称右派分子不过稍示客气而已。“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然而在那个年代，这类事件还仅仅是开始。

除了1949年的开国大典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89年的国庆。“十年大庆”、“二十年大庆”时，我都在劳改中。“三十年大庆”，我记得并未举行。1989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庆，那时距“六四”不过四个月，5月19日下的戒严令还未解除，北京的外国人几乎走光了、旅馆的空房率达80-90％。国庆那天，白天是不敢有什么活动了，晚上我则以因反对“六四”镇压而犯严重错误之身、被邀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联欢晚会。凡出席的人都要先到机关集中、然后再坐小巴去会场，一路上要穿过许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门，那天晚上才发现，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灯火黯然，而且行人绝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小堆人坐着打扑克，别人告诉我，这都是“公安”的便衣。只有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转到天/安/门/广场后，才能看到耀眼的灯光和盛装的男男女女。在观礼台上倒是见到了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大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只是默默地观赏焰火，广场上的歌舞实际上是看不清的。四十年来，真是风狂雨暴、苍黄反复，却不知有几人于四十年前曾预见到。

现在，又是十年过去了，国家似乎又繁荣起来了。就为准备这次大庆，据说花掉了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华。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见，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但它国小民穷，绝达不到北京的规模。因此，这两天报上所登的外国对“五十年大庆”的反应，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国庆盛典、世界第一”。观看庆典的群众肯定是高兴的，这样的大场面，人生那得几回逢？就是练队练了几个月、到正日子时还要从凌晨一直站到中午的学生，也一定是高兴的。小孩子、青年人最可贵的就是永远不败的兴头，不管多苦、多累、等得多久、多单调，只要一踏上天安门，就是一辈子的幸福了。

庆典的标语和彩车所展示的、电视和报纸上所宣传的都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五十年，整个历史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然而，许多重要的事情却被掩盖了、埋葬了。

五十年前，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国建立后的大政方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很重要的一段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最初读到的时候，心头不免一震；但马上就想，这不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气魄表达马列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一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以后若干年中，常回想起自己当年在西柏坡时所上级所传达的毛主席指示，“要敢于胜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扫龙庭坐天下”；又过若干年，听到毛主席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才恍悟到，原来其中有一个贯通的东西、一个规律，即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那是我在开国之时不但理解不了、而且也想象不到的。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毛泽东明确宣告，不能“施仁政”、而要“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此后的几年里，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从土改、镇反到三反、五反、肃反……，几乎没有间歇过。按马列主义理论来讲，这些运动还算是针对阶级敌人的、是未完成的革命之继续。但1955年4月的潘汉年案和5月的胡风案（还不提至今没见人说得清楚的同年2月的高饶案），就已经反到自己的营垒里来了。偏偏就在1956年上半年发生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的事件，随之发生了柏林事件、波兹南事件，冲击波扩大，在下半年又发生了波兰、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觉得大势不好，于是运筹帷幄、定计设局、“引蛇出洞”。虽然他在1957年2月刚公开宣布过，“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却又匆忙在六月间发动了反右派运动，无端端地从人民内部“挖”出了55万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

然后，乘“反右”胜利的东风，他又在1958年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以及“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三年之内饿死了几千万人，为“大炼钢铁”而剃光了不知多少个山头。期间，为了给大跃进鼓劲，他在1959年又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反到了开国元勋、建军元戎张闻天、彭德怀这样的人头上。以后，因为伤害的人实在太多、经济实在太困难，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出来为毛泽东打圆场、弥补一下错误，搞了一个“三年调整时期”，国家的元气才稍有恢复。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反戈一击，于1966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八亿人口中受牵累而遭殃者竟达上亿之多。阶级斗争的矛头也日益转向内部，从刘少奇到林彪、刀锋最后甚至直逼为后人讥为“愚忠”的周恩来头上，只是因为周、毛先后谢世，斗争才未充份展开。

因此可以说，到1976年为止，共和国近三十年的历史都是腥风血雨的历史。毛主席一生的转折点就是胜利、建国，是他那作为新中国建国大纲和方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后来说，社会主义从建国就开始了；实际上，他自1940年起宣传了十年的“新民主主义”，从来就未真正实行过。当然，这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建设是有进步的。不过，各国、历代不都有此类进步吗?几千年前的埃及法老就造出了金字塔，秦始皇还筑起了万里长城呢。何况，以二十世纪的技术、加上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努力，难倒没有停滞不前就值得自我称许、欢欣鼓舞吗?

靠着毛泽东时代高压统治下积聚起来的反弹力，1979年以来的邓小平时代总算冲开了一个缺口，平反了冤假错案、活跃了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私人言论也确实自由多了……。但有公民权利意识的人们还是认为，这个体制的实质并没有变，其意识形态也未真正改变。中国人被“解放”已五十年了，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之创伤远未治愈，而且仍然处在精神奴役的状态中。过去五十年间，我们的民族经历了那么多的大耻辱、大灾难，可在这次五十周年大庆的宣传中，这些大耻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不仅如此，各种宣传机器还开足马力、借这次国庆之机夸张中国的国力，甚至夸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尚书》中言，“满招损，谦受益”。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极端民族主义而放任它发展，实实在在是十分危险的。

这种矫饰的国力和我们被掩盖和篡改了的历史一样不真实。过去几十年间月月讲、天天读的都是毛主席的书及指示，很多灾难、耻辱的罪魁祸首明明是毛泽东，现在却用一床锦被把他的罪过遮了起来。在官方的五十年大庆“史”中，大跃进的失败和饿死数千万人还是被归因于“自然”灾害，十年文革的罪责也仍得由林彪和“四人帮”承担；不仅曾当过两年“英明领袖”的华国锋消失了，甚至连为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出过大力、立过大功、多年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胡/耀/邦、赵/紫/阳的名字也都不见了。虽然眼前的中国号称是一切都遵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可这样的“历史”中有多少不是谎言呢？历史的真相果能遮得住吗？“莫为无人轻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日/本/人对中国发动了那么残酷的战争、犯了那么大的罪，然而却拒不忏悔，还要赖帐，装得没事人一样，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人的谴责。照说中国人对“自己折腾自己”的错误应该更加自知忏悔了，看来却未必竟然，我们不是至今也还得生活在上述谎言中吗？难道东亚民族都没有忏悔的传统和品格吗？

深刻地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前三十年的极权专制，本是中国脱胎换骨、弃旧图新的重要契机，也是掌权者重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或曰正当性）的唯一基础。可1989年后这一历史进程竟然中断了。过去十年来虽也出版了不少有关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书，然而其多数缺乏理论深度，既谈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谈不上全民的启蒙，不过是些遗闻轶事之述。反省之难，难在领导者禁止人们真正地了解历史真相、禁止人们思考。当局一不开放档案、二不许进行研究，其结果是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我们这一代人中许多历历在目的事件，当今的青年已懵然不晓，甚至视之为天方夜谭。

邓小平冲破毛的独裁、确立开放改革的路线，确实立下了历史性的功绩。他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曾表示过要改革政治体制，提出过一些很好的意见。然而，他1989年的所为却是无可饶恕的罪过。遍及世界的谴责者其实并不完全了解中国人民更深沉的痛苦：1989年中不只是许多老百姓失去了生命，更重要的是，刚开始破土而出的国人民主觉悟的嫩芽也被压杀了。从此，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停摆了，历来有“以天下为已任”传统型中国知识分子也几乎销声匿迹了。当局虽然有时也说几句关于政治改革的话，如要实行“法治”之类，但既然领导一切的党可以高居于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独立，这样的话也就无非是空话而已。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后经济改革虽然大大红火了一阵、却又归于蹭蹬不进的原因，更是民气消沉、人心萎靡的原因。今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功聚众与打砸美国使馆两件事已足以证明，当局的控制力实际上已大幅度下降。

当此之际，本应谨记古训，“天之示警，亦已至矣”；而为政者却只是师毛泽东的“气可鼓而不可泄”、“个人崇拜人人都可以搞一点”之歪理邪说，以大搞排场来震慑天下耳目，以为这样就可以“安邦定国”，全然不知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1999年不但是建国五十周年，也是“五四”八十周年，然而，“五四”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以及“个性解放”的目标，至今仍未实现。1999年还是“六四”事件十周年，为当局计，其实大可乘这个日子大赦天下并抚恤受难者，如此不仅可重拾民心、给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建立新的基础，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使改革有更好的外部条件。然而，为政者仍是视若无睹，将此机会轻轻放过。

不论现状多么令人难以满意，我还是抱着八年前苏联瓦解后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走和平演变之路，那就只有暴力演变或暴力革命了。我是参加过一次革命且尝过胜利的滋味的，但五十年来的经历使我不得不认同三千年前伯夷、叔齐的话，“以暴易暴，不知其非”。人类的历史已证明，社会的进步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战争或革命则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因此，当世人称赞邓小平的“渐进主义”时，我也是赞成的。但渐进的要义是要进不要停，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船到中流，在水中打转转是可怕的。邓小平的遗训“稳定压倒一切”只讲了中国需要稳定，却没有讲清如何才能真正地稳定。笔者以为，若套用一句毛泽东的话，可以说，以坚持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停滞倒退求稳定、则稳定亡。

从1989年至今，江泽民入承大宝、正位核心也已整整十年了。虽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无尺寸之功，但仅因为“人会老”这条自然规律，他的龙庭也已坐稳，中国已没有可向他挑战的力量了。如果他是一个“明白人”，现在正是他可以用大手笔为中国、为历史、也为他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主动地实现有领导的民主化，对中国最有利，对共产党也最有利。既然邓小平能以“三七开”的评价对毛泽东明扬实批、给中国人大大出了一口冤气、理顺了一部份政治经济关系、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开了一个好头，为什么你不能学他的榜样、在邓小平因历史局限而止步的地方重新起步呢？既然邓小平1992年可以完全违反他自定的四项基本原则、而说出“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话，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为什么你不能说“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给中国的政治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呢？

“六四”已过去十年，邓小平也已死去两年了。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不实行民主，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我注意到了江/泽/民现在也喜欢引用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在于，要看清什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改善人权才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邓小平已走出了决定性的两步，若再走几步，改革的大业应该可以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路当然还长，但那是下一代人的任务了，是全新的任务了。不要害怕会失掉什么，人民从来不会固守僵死的教条而只珍视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胆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二十年来老有人说，“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但如果是最高领导人主动推进改革，历史历来都是肯定的。
对中国来说，最理想的前途就是由江/泽/民自己来领导民主化。蒋经国就是在国民党垄断政权六十年后开放报禁、党禁的，十几年过去了，国民党并没有垮；当然，国民党要想千秋万代统治下去是不可能的。对一个革命政党来说，能向宪政政府和平地交班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结局了。毛泽东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就预告过共产党的消灭；他还有句名言，“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全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要开放报禁、党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能够吃准火候、抓住时机、顺乎大势、与时推移，即为“圣之时者也”。
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寒意之世纪末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也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这会不会像五十年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仍归于空幻的梦想呢？
（1999年10月9日完稿）

只希望今日很多事情不要一如既往的上纲上线啊，不过，难

这文章还禁着呢吧？

永远怀念李慎之先通过

《养鸟人的故事》
有个养鸟人从来不用笼子。他说：我不能用牢笼来束缚我心爱的鸟儿的自由。
然而，他剪掉了鸟的翅羽。

这个故事太好了，太讽刺了，

李慎之【百度百科】
　　李慎之（1923—2003），资深新闻人，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
[编辑本段]生平简介
　　李慎之1923年8月15日出生于江苏无锡，1941年至1945年，先后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经济系、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和成都燕京大学，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毕业后担任过中学教员和杂志社编辑。1946年至1949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国际版任资料员，后到延安新华通讯社国际部任编辑，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起，在新华社国际部任编辑组组长、副主任。1954年至1957 年上半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的外交秘书，随同周恩来总理参加过多次外交活动，包括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在新华社期间，写过大量的国际新闻与评论，参与许多外交文件和政治文件的起草工作。1957年，因“大民主”的有关言论被毛泽东点名，定为极右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下放劳动等不公正待遇，“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于1973年回京任新华社参编部翻译、校对。1979年“右派”问题被改正，恢复党籍。1978年底至1980年初，参加了中共中央成立的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工作。其间，陪同邓小平同志出访美国，担任代表团顾问。1980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5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1990年免去社科院副院长和党组成员职务。1995年离职休养。晚年，主要研究自由主义，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政治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被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誉为中国世纪之交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2003年4月22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因老年性肺炎不治逝世。
　　李慎之是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慎公”，是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对李慎之先生的共称。这位博学通识、铁骨冰心的学者，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却并无专著问世，也没有研究员、教授之类的职称。他自1990年后方重新从事著述，平均每年只写三篇文章，产量不能算高，然而几乎每一篇出来，都能不胫而走，成为思想界的新话题，引起议论纷纭。
　　李慎之娴于国际问题，是德高望重的国际问题专家，先后任多位中央领导人的外交秘书或助理，他的一生，用一位论者的话说，可谓经历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跌宕起伏。同时，对身处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进行了前瞻性的思维。

       李慎之的名字，是和顾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文革”前后近三十年的历史中，我们幸而有顾准。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高度都不可避免的受到时代的极大限制，但是，一个苦难的时代，特别是处在苦难不断重演，悲剧总是循环的历史之中，每一点反思的结果都是极其珍贵的。顾准并没有提供什么精深的思想体系，但是，他的每一个观点的提出，背后都饱含了作者自己乃至整个民族惨痛的血与泪的教训。当一个民族完全笼罩在暴政的恐惧之中噤若寒蝉，甚至已经彻底失去反思的能力的时候，顾准却以地狱中的思考者的姿态，以鲜血做墨水写下他的文字。在这点上，李慎之先生的意义和顾准完全相同。
　　李慎之先生出走了，他走到了门槛旁边。一个理想主义者最终怀疑他的理想，剔骨还父削肉还母。出走的过程，就是良心的艰难挣扎的过程。在生命最后的几年里，李慎之先生为中国知识界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大的命题：重新启蒙、自由主义、民主、全球化等等。在《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发轫与复兴》中李先生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二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100多年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这是“出走”之后的基本价值选择。李先生提出的一系列命题，都是富有历史眼光的，历史终将证明，这些话题正是当前知识界急切必须了解、梳理的命题，是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甚至关系中华民族走向何方的重大命题。段跃先生的《永远的尊严》写到，李先生对当前青年人比较关心个人利益，是否会发展成为个人主义进而要求民主这个问题的忧思，李先生说：“如果仅仅是为个人利益，也是有可能放弃自己的权利和责任，不顾道义的原则，屈从于权势的，结果也许会朝着更加专制的方向发展。”这确实是极其深刻的真知灼见，而且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一个结论。在这个方生方死的大时代里，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回到五四重新启蒙”的过程，李先生所担忧的这种倾向有可能真正发生。
　　李公走了，他不但自己已经迈出了门槛，而且用自己的行动，为中国重新点燃了启蒙的火炬。这火种，就是李公为后来者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命题，这些命题正是我们继续思考、言说的最基本的根据，也是我们思考、言说的出发点。可以说，在世纪之交，我们幸而有李慎之，中国幸而有李慎之，中国未来的思想方向有了一个大体的共识和一个坚强的根基——这个根基是建立在一个，甚至一群经历过风雨苍黄五十年的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的。李公已经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伟大使命。而他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则需要仍然活着的我们，继续做出回答。
   <转自 百度百科>